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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有多少人盼着买得起的“蚁房”

原标题:有多少人盼着买得起的“蚁房”

深圳市“6平方米”公寓走红后,9月26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通报:经核查,所涉11套6平方米左右的房产户型与规划验收竣工图不符,实际在售面积12平方米左右(其中1套20平方米左右),超过部分占用了建筑公摊面积,涉嫌违法改建销售。此前,深圳市有关部门已声称该“鸽子笼”户型不属于住宅户型,与房产预售无关。

侨城尚寓的销售方玩弄概念,把“6平方米”当成炒作的方式,当然令人生厌。有关部门据此展开调查,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责令立即整改,有助于回应社会疑问。

尽管售卖的“蚁房”房产证上写的面积的确在6平方米左右,但是加上开发商赠送的面积,实际使用面积约有12平方米。房产证上写的是建筑面积,通俗地理解,还包括墙体等无法居住的面积。一般来说,住宅的实际使用面积会比房产证上写的面积小。但是,“蚁房”的实际使用面积不仅没有少,而且还多了1倍左右。据专业人士分析,如果换成一般的住宅,建筑面积恐怕会接近20平方米。以深圳市的房价,88万元买20平方米的房子并不奇怪。

有人认为,“蚁房”投资价值不高,增值空间有限,用于“炒房”意义不大;即使用于出租,也会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租金高了无人问津,租金低了回报有限。但是,这样的质疑所忽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小房子自然对应了较低的总价,在房屋单价节节抬升的大城市,低总价的房子能让一大批人买得起房。88万元的销售价格,如果使用银行贷款,更降低了购房门槛。

但是,即便是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在大城市也属于稀罕事。据一些房地产中介公司发布的数据,从2016年1月至8月,北京市纯商品住宅(新房)单套平均成交金额达528万元,2016年上半年深圳二手房套均总价达370万元。按照这两座城市的房屋平均价格算,卖出去的房子面积普遍不小。事实上,越是接近市中心,就越容易出现“豪宅”,不仅每平方米单价高,而且总面积也很大,基本可以得出市区的房子是为富人准备的这一结论。

房子太小,住起来当然不舒服,人均住房面积也被视为衡量居住水平的标准。然而,面对高房价,多数人需要的不是大房子,而是一套自己的房子,哪怕很小。从这个层面看,人均住房面积这个数据意义已不大,市场上出售的大量大户型房屋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平均值上去。很多“北漂”“沪漂”租房也是租二三十平方米的单间,当他们计划买第一套房时,并不奢求太大的面积。

很多人看到类似“蚁房”的新闻,第一反应是惊讶,感慨在大城市居住很艰辛。但是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局外人的同情。对真正在大城市需要购房的年轻人来说,房子小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天文数字一样的房价让人不敢想买房。在这样的背景下,否定“蚁房”就是罔顾实情。在很多有买房需求的年轻人眼中,“蚁房”越多越好,而且需要的是能够落户口、让孩子上学的住宅。

囿于自身利益,开放商并没有太强的建造小户型房屋的动力,而趋向于建造满足投资需求和高资产人群需求的房子。而且,大城市不缺富人,这就造成了金字塔底部的人买不起房而房价还能增长的现象。为了满足更多人的住房需求,有必要出台引导性政策,让市场上出现更多小户型住房,在房屋单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降低购房总价。

王钟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有来生不愿改变任何一天

我之前讲过6个字:守本分,有期待。因为积极的改革和光明的前景,我觉得之前的期待的确都得到了印证。这有很多具体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在我身边就能感觉到的‘创新’。


谁来打击马六甲海峡的海盗?

有一个办法就是引入大国力量,比如引入中国的海军和海警的力量。倘若如此,估计马六甲海峡也会像红海和亚丁湾那样安全。当然,这些国家估计会非常警惕中国的威胁,宁可让海盗猖獗,也不愿意“引狼入室”。


邻避问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增加居民对监管者的信任,让居民相信官方的风险评估,或许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邻避问题”。而建立信任的起点就是:一个更公开和透明的决策过程。


不听话的年轻人不适合机关?

所谓老同志“不好惹”,其实是个伪命题。年轻人不妨想一想,自己在家里是不是还会跟父母有“代沟”呢,何况走出家门踏上社会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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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质疑韩春雨实验 向河北科大致公开信

原标题:北大教授饶毅等向河北科大致公开信 “这是中国学术生态节点性事件”

韩春雨在实验室。韩春雨在实验室。

自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论文发表引起关注、5月底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韩春雨实验的可重复争议,不仅科学界议论纷纷,在社会层面也引发了相关讨论。昨日,实名公开质疑韩春雨实验者中,再增两名学界大咖——北大教授饶毅及中科院院士邵峰。他们曾在9月初就尝试与河北科技大学取得联系,却迟迟没得到任何答复。直到10月10日下午,饶毅收到河北科技大学9月28日盖章寄出的挂号信。

“这是中国学术生态节点性事件,需要科学共同体认真对待,我们此前通过多种方式致信河北科技大学校长孙鹤旭,但似乎收效甚微,所以选择公开这封信。”11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院士邵峰表示。

在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的13位课题组负责人实名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春雨的NgAgo基因编辑新技术的实验后,《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和邵峰公开了这封信。

两大咖致信河北科大 迟迟得不到任何回应

事实上,他们早在9月初就尝试与孙鹤旭校长沟通。饶毅透露,他们于9月7日给孙鹤旭发邮件。邮件写道,他们属于今年5月第一批对韩春雨的科研工作给予正面评价的科学工作者。初期,鉴于韩春雨的工作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发表在严肃的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且未有同行看出明显问题,根据他们的学术背景,按照国际学术惯例正面肯定了韩春雨的工作。

后来,国内外陆续有很多学者宣告无法成功使用韩春雨的这项新技术,对韩春雨的这项工作提出质疑,给韩春雨本人、河北科技大学乃至中国生物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且这些质疑一直未得到来自韩春雨及其团队的正面和有说服力的回应。他们在信中建议各方包括河北科技大学谨慎对待韩春雨及其研究成果。

“鉴于这件事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以及科学研究成果的严肃性,请允许我们建议河北科技大学按照国际惯例成立由校内和校外相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助建议委员会成员),认真仔细核实韩春雨的研究成果。如有必要,可安排韩春雨及其团队在委员会成员知晓或在场情况下,重复实验结果,以尽快得出严谨的结论,澄清事实。”他们在这封信中写道。

这封邮件没有得到回应。饶毅回忆,9月13日,他们托校长的同学电话询问,带回的信息是校长没有收到邮件。9月14日,他短信询问孙鹤旭准确地址以便邮寄信件,同样没有回应。9月15日,饶毅的助手电子邮件致信河北科技大学校长,告知饶毅、邵峰计划用挂号信寄此前那份电子邮件的信。9月23日,由他们两位签名的挂号信寄给孙校长,并显示两天后由学校收发室代收。10月10日下午,饶毅收到河北科技大学9月28日盖章寄出的挂号信。

“学校回应过于笼统”饶毅:希望看到的不是推脱

挂号信里写道,学校将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同时希望继续支持河北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正如信里所说,按照学术惯例,当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刚出来时,我们默认它是真实可靠的,至少不应该公开怀疑,但对该研究成果的最终认同和褒奖,则需要经过同行的验证并取决于相关研究者如何评价该成果对自己工作和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邵峰说。

邵峰说,当互联网最初出现一些零星的质疑时,他倾向于认为韩春雨也许隐瞒了某些技术细节。“但随后出现大面积质疑时,我们认为学校和韩春雨本人应该出来面对,因为在学术期刊上公开报道一个新的技术成果,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别人用,作为一名学者,作者也有义务使其他研究者能够使用该新技术,否则即使发表了文章,但对科学却是没有贡献的。”

邵峰认为,现在重要的不是给韩春雨本人下个结论,而是把事情推向正规程序,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处理。

饶毅认为,河北科技大学的回复比较笼统,不清楚将有什么措施,“很多人希望河北科大是在认真讨论,而不是推脱”。

如果学校不回应,学术共同体下一步该如何推进这件事?“我们只能先看看这封信公开后的效果,学校也可以继续不回应,但我们认为应该尽这个义务,因为好的学术生态需要科学共同体的每一员一起去维护,我们也在建议,未能重复和有效使用NgAgo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者发表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报道他们的实验结果,以更为正规化的方式进行学术探讨和质疑。”邵峰说。

本组稿件综合《科技日报》、《人民日报》、《知识分子》等(华西都市报)


女神朴槿惠的倒掉

中韩关系自2016年年初以来急剧恶化。此前饱受中国媒体宠爱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其形象也迅速从端庄贤淑的“朴姐姐”滑落为因为得罪中国而惴惴不安、日夜为糟糕的韩国经济状况担心的“绝望的女人”。


这局长好奇怪,平时不散步却爱酒后“暴走”

一提到领导奇葩怪癖,我脑子马上闪过的就是前一任分管副局长,虽说去年已调离,但每次想到他,我就会腿疼。


自然资源丰富,可能导致腐败?

一个地方自然资源丰富,采矿业发展,本是好事情。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采矿业可能催生腐败。


借别人的悲剧,倒自己的苦水

在咱们这个社会,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这个意义说,张锐的离世,是社会的损失。但让社会善待张锐的最好途径,只能是更多人努力变成更好的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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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登记在册者剩104位

原标题: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幸去世 至今登记在册幸存者仅剩104位

扬子晚报网12月21日讯(记者 于英杰)岁末,两位南京大屠杀历史惨剧的幸存者和见证者没能挺过这个冬天。12月2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易翠兰老人突发心衰,经抢救无效,于当天零时56分离世,享年94岁。此前几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阎保贞老人、张秀红老人也不幸辞世。至此,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下104位。

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易翠兰只有14岁,与家人暂时躲避在南京市上海路(五台山)附近的“五条巷”一处住房里。有一次,她亲眼看到日军把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强拉到塘边,用刺刀活活捅死推进塘中。后来,日军闯进他们的临时住处搜找“花姑娘”,所幸易翠兰躲在不显眼的楼梯角落里用乱七八糟的东西盖住,没被发现,但同住在一起的原“国军”88师一位军官太太不幸落入魔掌,嫂子也因为脸上摸了锅底灰而侥幸逃过一劫。

在原来老邻居相助下,易翠兰和家人逃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路上看到很多尸体,还遇到了日军,挨了一枪托。但是收容所也不安全,“华小姐”奋力帮户难民,但易翠兰记得,日军有一次强行闯入抓走10多个姑娘。2014年10月14日,在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到来前夕,纪念馆公布了易翠兰的口述证言《我看见日军在难民收容所里强奸妇女》。

易翠兰老人去世之前的12月1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阎保贞也不幸离世,享年94岁。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阎保贞也只有14岁,与母亲、哥哥、弟弟一同在家中。城破那天,一家人突然听闻窗外都在喊着“救命,快逃”,还隐约听到枪声,于是举家逃跑。逃进了金陵女子中学难民收容所。然而,当时中学里只收留妇女和儿童,阎保贞、母亲和弟弟都得到了庇护,一同逃跑的哥哥只能随着人流继续逃跑,后来阎保贞才听说,哥哥阎葆河被日军杀害。此后,每每谈及这段经历,老人总是泪流满面。

随着两位老人的离世,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4位,平均年龄超过85周岁!让我们再次缅怀因那次浩劫而相继离开的逝者,感谢那些愿意站出来强忍痛苦揭下伤疤还原那段历史的幸存者。同时祝福幸存者们能有个宁静而安详的晚年生活,更希望社会能对他们多一点关怀和尊重!(编辑:王育昕) 


2017年中国经济要稳住什么

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严峻,在确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一定要以实际的行动和政策举措,稳住各界对中国经济和深化改革的良好预期,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奋发有为,给企业和实体经济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才能真正求稳求进。


现在网红很难不朽,而是速朽

现在大多数网红只是一些匆匆过客,她们很难不朽,甚至根本谈不到不朽,我们看到的反而是速朽。


狙击特朗普的最后希望

有人问基辛格,特朗普当总统,够格吗?基辛格答道: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是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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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最大淡水湖正缩小 靠大坝或救不了它

原标题:美媒:中国最大淡水湖正在缩小,只靠大坝或救不了它

美国《赫芬顿邮报》1月3日文章,原题:中国最大淡水湖正在缩小 中国最大淡水湖正在遭受严峻威胁,且人们似乎无法就如何拯救它达成一致意见。

鄱阳湖水面能扩展至1700平方英里(约4400平方公里)以上。但中国媒体11月公布的照片显示,部分湖区已经完全干涸。如今,当地有关部门正匆忙采取拯救措施,但并非所有人都为其计划欢欣鼓舞。

2008年,江西省最早提出建造1万英尺(约3048米)水闸的建议——在连接鄱阳湖与长江的水道上修建拦水大坝——以使鄱阳湖在枯水期留存更多的水。

然而,环保人士表示反对,称这将引发“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我认为(他们在)并未了解问题根源的情况下就提出解决方案。”研究鄱阳湖的亚拉巴马大学教授戴维·尚克曼说,“大坝是为某些经济利益着想,可能造成长期生态问题。”

环保人士王永臣(音)曾表示,江河和湖泊相互依存,鄱阳湖修建大坝或将进一步破坏这种自然连接关系。科学家还表示,该工程还将“不可挽回”地改变鄱阳湖季节性洪流的“脉搏”,导致枯水期的水位非正常偏高,从而淹没供鸟类栖息的湿地。(作者多米尼克·莫斯伯根,王会聪译)


论文作者功劳分配难?有绝招

既然作者署名排序不能说明一切,那么,该如何正确估计一位作者在合著论文中的真正功劳呢?


领导和领导为啥不一样?

有些领导倒是真爱读书,有些领导则有些叶公好龙,而且爱读书的领导和不爱读书的领导确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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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访华

中新社北京3月17日电 (余湛奕 梁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以色列国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于19日至2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完)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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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省份明日举行公务员省考 多地报名人数创新高

原标题:24省份明日举行公务员省考 多地报名人数创新高

中新网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阚枫)明天,全国24个省份将同日举行2017年公务员招录笔试,总招录人数接近12万。与往年相比,今年部分省份的公务员报名人数创下新高,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一些热门岗位的竞争超过“千里挑一”。

资料图:2016年11月27日,山西太原一公务员考点,考生排队准备进入考场。武俊杰 摄资料图:2016年11月27日,山西太原一公务员考点,考生排队准备进入考场。武俊杰 摄

又到公务员考试季

——24省份总招录人数近12万

今天,全国有24个省份同日举行公务员招录的“省考”,与公众较为熟悉的公务员“国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相比,公务员“省考”主要是省、市、县、乡四级的公务员招考。

去年11月开始,2017年的公务员“省考”招录工作就已陆续启动,北京、上海的2017年公务员招考已于去年底进行了笔试,今年3月11日和4月8日,江苏和广东的“省考”笔试也已举行。

今天,选择同日举行公务员招录“省考”笔试的24个省份包括吉林、黑龙江、浙江、贵州、福建、云南、湖南、甘肃、江西、广西、海南、新疆、天津、山东、山西、四川、内蒙古、安徽、湖北、宁夏、重庆、河北、陕西、青海。

从招录规模来看,根据各地公布的招录人数统计,上述24省份本次公务员招录总人数接近12万。

分省来看,湖南、黑龙江、山东、广西等省份招录规模较大,招考人数均超过8000人,其中,黑龙江今年共招录公务员8831人,较去年增加2687人,增幅高达43.7%。

除了上述4省份,今次公务员招录规模超过5000人的省份还有贵州、浙江、四川、河北、安徽、湖北、新疆、吉林。

资料图:4月8日,2017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开考,图为华南师范大学考点,考生步入考场。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资料图:4月8日,2017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开考,图为华南师范大学考点,考生步入考场。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竞争更激烈

——多地报名人数创新高 热门岗位“千里挑一”

由于部分省份未公开最终的报考人数,目前尚无法统计上述24省份报名公务员“省考”的总人数。不过,根据已公开数据和往年报名情况,按照公考辅导机构华图教育和中公教育提供的预测数据,本次24省份公务员招录的报名考生将超过370万人。

根据已公开的数据,部分省份今年的公务员“省考”报考的人数创下新高。

例如,今年重庆的公务员报名人数就创近年来新高,今年该市计划招录公务员1437人,共有9.3万人报考,7万多人缴费参考,平均55人抢一个职位,最热岗位的竞争程度接近500:1。

报名人数创新高的还有青海、内蒙古、广西等省份。青海今年计划招录公务员1075人,但是,根据官方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该省此次公务员招录,共有51262人报名,创下历史新高。

由于报名人数增加,青海今年的考录比进一步提高,今年报考人数与招录职位之比为49.7:1(去年为43.7:1),最热岗位竞争比为877:1。今年,广西计划招录公务员8000余人,报名人数高达24.6万,缴费人数20.5万,报名、缴费人数都再创新高。

内蒙古今年计划招录4678人,报名人数为22.89万人,报名结束后,因部分职位未达到开考比例而被取消或减少200个录用数,实际开考职位招录4478人,参考人数为18.45万人,总量与去年相比增加近1万人,考录比达到41:1,也创历史新高。

在一些报名人数较多的省份,公务员报名“最热”岗位的竞争也较为激烈,一些岗位的竞争超过“千里挑一”。

以浙江为例,该省本次公务员招录,报考比例在100:1以上的就有300多个,竞争最为激烈的“破千”岗位有3个,最高竞争比达到1746:1。本次招考,浙江全省平均报考比例约为38∶1,较2016年,这次考试竞争更为激烈。

资料图:2015年4月25日上午9时,考生进入广西柳州市第三中学考点进行公务员考试。黄威铭 摄资料图:2015年4月25日上午9时,考生进入广西柳州市第三中学考点进行公务员考试。黄威铭 摄

公务员考试为何“扎堆”举行?

——避免考生跨省频繁应考

近年来,多地将公务员“省考”的笔试安排在同一天进行,这在考生中也被称为“公务员联考”。

华图教育公考辅导专家李曼卿对中新网记者介绍,多省份的公务员招录“联考”始于2009年,当年4月26日,7个省份同日举行了公务员招录考试。

从2009年开始,此后每年的4月中下旬同一天举行公务员考试已成了部分省份之间的惯例。去年4月23日,25省份的“省考”公共科目笔试就同日举行。

专家介绍,参加“联考”的各省份,他们的招录工作都是单独组织的,“联考”也并非“同卷”。以往,一些考生跨多省参加考试,若被多地录用后只能选择一个岗位入职,这就对其他岗位的招录带来影响。

因此,多省份选择同日笔试,有助于避免考生利用考试时间差奔波各省份频繁应考的弊端。(完)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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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官贪腐动辄上亿元 涉案金额超过苏荣

原标题:这些小官巨贪 涉案金额超过苏荣

(法制晚报记者 张莹 编辑 熊颖琪)近日,据《安徽商报》报道,安徽淮北市烈山村曾有过一名“巨贪村官”刘大伟,在18年里将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侵吞,变为私有,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据报道,这位贪官2014年8月被捕,村民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自掏腰包买鞭炮庆祝。

刘大伟刘大伟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小官巨腐案件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这些所谓的“小官”官级不高,但是敛财手段却十分高超,涉案金额动辄上千万甚至过亿元,超过苏荣1.16亿的受贿金额。 

记者发现,这些小官大多是通过拆迁、侵吞集体资产、大发煤炭财等手段敛财,还有一些人掌握着基本公共资源,他们则通过吃拿卡要、滥用权力获得贪腐资金。

一把手“独断” 挖空集体资产

近些年来,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小官,尽管级别较低,但是但由于实际上担任具体的领导工作,有些人竟可以动辄贪腐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据《安徽商报》近日报道,位于安徽省淮北市南郊的烈山社区原是个资源丰富的富裕村,但村党委书记刘大伟却一手遮天,一步步“挖空”集体资产,把烈山村从一个有名的富裕村变成了贫困村。

据报道,刘大伟的资金累积主要是通过友谊二矿,在他做矿长期间正是煤炭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部分资金都是他一人说了算,矿厂的关键岗位也全部是家族成员,别人无从插手,使集体的矿几乎成了自家的矿,很多时候卖煤都不开收据。前几年行情好,一吨煤能卖1000多块钱,但刘大伟多次借口“不挣钱”不往村集体交钱。

另外,刘大伟还把持村委会,形成“独断”。据中纪委消息,刘大伟多年来逐步走上村党委书记岗位,他无视组织纪律把持了村委会。烈山社区一名村委委员介绍,刘大伟在班子里“绝对独断”,大事小事“一言堂”,还养了一帮打手,谁敢提意见就整治谁。2014年听说有人查他,竟然解散了村委会。导致班子成员都回家了,去年才陆续回来。

在刘大伟落网后,烈山社区村民拉起横幅庆祝,全村10个村民组敲锣打鼓、放鞭炮燃烟花庆祝。

科级干部拒升迁 利用征地贪腐近千万

小官巨贪案例频频爆出,除刘大伟这类乡村“一把手”外,部门中的一些重要岗位也能利用职务的便利疯狂敛财,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整理部原副部长黄华辉就是一个典型。

黄华辉黄华辉

2016年3月,黄华辉受贿案开审。据检方指控,黄华辉在2005年至2014年期间,共多次非法收受三人贿送的款项人民币8891万元。据了解,黄华辉案是广州市近年来政府职能部门公务员单个涉案金额最高的案件。

据广东省纪委介绍,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整理部原副部长黄华辉的贪腐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征用和管理一部副主任科员、业务指导部副部长、土地整理部副部长等职务之时,即主要在科级干部期间疯狂敛财。

为何一个科级干部能够如此疯狂敛财?经过深入查处,有关部门发现,黄华辉主要利用主管金沙洲征地拆迁和土地管理中的职务之便,为有关项目的承包商和物业租赁商在承接一些工程、调整用地的容积率、签订征地拆迁协议、发放征地补偿款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巨额费用。

另据报道,黄华辉还从旧村改造中“敛财”,他通过提前获悉政府改造城中村的计划,与村干部谈条件购买宅基地,待改造时获取政府巨额赔偿金,并通过加建层数、住改商等,将政府补偿金的获利金额达到最大化。

小科长“深根”煤焦领域 在京琼有38套房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郝鹏俊贪腐案是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案件的一起典型案件。

郝鹏俊郝鹏俊

郝鹏俊曾在煤炭资源丰富的蒲县,前后掌管过与煤矿有关的三个要害机关——地矿局、安监局、煤炭局。据公开报道显示,郝鹏俊的巨额资财也来源于煤矿。蒲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时任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即开始经营蒲县成南岭煤矿,并全面负责,是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其妻于香婷负责原煤销售和财务。

在煤炭局长的“关照”下,郝家的成南岭煤矿迅速“做大”,由一个几十万元投资的窑口子,发展成总资产5200余万元的大煤矿。除此之外,2008年2月到8月,成南岭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在有关部门《停止生产通知书》后,仍继续非法组织生产。郝鹏俊还亲自安排该矿越界开采,在一些采区甚至进入村庄之下采煤,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隐患。

央视报道,郝俊鹏在北京、海南的黄金地段拥有多套房产。而山西蒲县检察机关发现,郝鹏俊个人的资产是蒲县2010年确定的全县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目标数值的两倍。

专案组在他家查获的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中,包括在北京、海南等地购买的房产38处,仅北京35套房合同房价款就高达1.7亿元;郝鹏俊本人及其亲属的存款1.27亿元。 2010年4月15日,郝鹏俊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夫妇二人还被判处1.7亿元的巨额罚金。

河北“巨贪” 不给钱就停水

从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 。。。提到小官巨贪,就不得不提起秦皇岛市城管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

马超群马超群

据新华社报道,马超群的落马缘于北京一家企业的举报。据了解,来自北京的一家企业在秦皇岛市建设一座高级酒店,马超群直接索贿要300万元,后来又涨到500万元,其索贿过程被录音。录音资料随后被举报到有关部门,导致其案发落马。

据秦皇岛市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地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跋扈”,他在当地人中的口碑“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这位干部称,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要通水管,他都要伸手收钱。

据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马超群以停水来要挟相关单位在本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除了上述酒店,被传索贿的还有房地产公司等。不仅企业,连当地的公园、汽车站、医院和公安部门都曾被停水。

央媒:遏制小官巨贪需规范“微权力”运行

马超群案件曝光后,河北省纪检机关曾表示,这些所谓的“小官”,有的掌握着特殊资源,比如供水、国土、教育等,有的控制着垄断行业,比如车管、医保、电、气等,有的是一把手,在所辖区域和行业“具有绝对的权力”,时刻面临着各种诱惑腐蚀。

对这些所谓“小官”的监督,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有时即使有监管也显得疲软乏力,导致“小官”蜕变为巨贪。

人民网评论称,“苍蝇”也需重拳击,遏制‘小官巨贪’还是要从规范权力运行着手,找到基层权力暗箱操作、缺乏监管的症结。加强权力监管力度,强化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加大对监督机构自身的问责力度,才能让基层反腐力量不失灵。权力不分大小统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刚性约束,真正来一场基层“灭蝇”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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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团欧洲游首日全团行李被盗 司机为临时聘用

原标题:上海团欧洲游首日 全团行李被盗一空

游客乘坐的旅游中巴车 /游客供图游客乘坐的旅游中巴车 /游客供图

原本无比期待的一场欧洲之旅,没想到刚刚启程就遭遇“灭顶之灾”。仅仅游玩了半天,连酒店还没来得及入住,全团的行李包括护照就被盗窃一空,不仅行程无法继续,连回国也成了难题。

昨日,一个16人的上海旅游团向国内发来紧急求助,称他们在罗马度假时遭遇盗窃,全部行李连同护照一起被盗。

抵达首日全团行李就被窃

上海游客蔡瑛说,她一直期待去欧洲旅游,这个月与同事一起报名携程旅行社的“意大利+瑞士+法国13日跟团游”,每人的团费近2万元,5月13日出发。

13日晚,全团在浦东机场集合出发,一共是16人,再加1名领队。一行17人从上海飞往第一站罗马。次日早上,飞机顺利抵达罗马机场,地接社安排了司机在机场接团。车子是一辆奔驰中巴车,车况不错,载上团友和行李后,行程正式开始。

“上午的行程还算顺利,吃完午饭后,我们开始游览罗马市中心的一些景点,大家情绪也很高,没想到傍晚就出事了。”蔡瑛说,根据行程安排,当天是游览罗马市内景点,包括斗兽场、许愿池、威尼斯广场等。吃过午饭后,就开始了游览。由于罗马一些景点限制旅游车驶入,所以全团基本是步行,约定17时20分在威尼斯广场集合。

到了约定的集合时间,司机把车子开来告诉了他们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放在车上的行李被窃了!

司机为地接社临时聘用

听到行李被窃的消息,全团人都懵了。赶紧上车查看,发现堆放在车子后部的20多个箱子都不见了。不仅如此,就连放在游客座位上的小件行李也被洗劫一空。

“因为要走很多路,我们都是轻装上阵,只带了现金和银行卡等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放在车上了。”蔡瑛说,他们中的很多游客在浦东机场免税店购买了高档香烟、化妆品等物品,也都放在座位上,结果这些东西也全部被洗劫一空。

最要命的是,全团游客包括领队的护照都锁在领队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同样被窃。

蔡瑛说,他们都对行李被窃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明明司机就在车上,为何发生了盗窃?对此,司机解释,他中间出去吃饭,大概有1个多小时不在车上,就在这个时间段盗贼把驾驶门锁撬开,打开车门行窃。事发后司机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他们,而是等到集合了才告知。游客发现,驾驶门上并没有明显的撬痕,而且车子在出事后仍然正常在使用。

“20多个大箱子,一两个人肯定没办法搬,需要有车来拖。”蔡瑛说,出事后,地接社给他们换了一名司机。“新换的这个司机言行举止明显正规了,他告诉我们,之前来接我们的司机是临时聘用的,按照旅行社要求,正规司机是‘人车不离’,吃饭都是自带餐盒在车上解决,就算下车,也要让车辆保持在视野范围之内。”

旅行社启动保险赔付

由于全部行李连同护照都被窃,旅游团变得寸步难行。原本按照行程,他们次日要去佛罗伦萨,结果只能滞留罗马。昨日,全团游客来到中国驻罗马领事馆求助,补办相关证件。

记者从携程旅行社了解到,全团发生被窃事件也是该社第一次遇到,该社已经在第一时间帮助客人办理临时通行证,并会先行垫付帮忙客人购买必须的日用品,同时启动保险协助客人后续赔付。

临时通行证办好之后,游客可以继续整个行程。不过,盗窃事件的发生已经影响了旅游团继续游玩的兴致,大家都想着赶紧回国。“我们的衣服都已经连续穿了三天了,晚上也不知道住哪里。”

在旅游团出发前,旅行社已经为全团游客购买了美亚旅游保险,其中包括旅行证件遗失、个人财产损失等项目的保障。不过游客认为,赔偿额度远远不够他们的损失。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游客在欧洲被盗抢的情况屡见不鲜。国家旅游局对此也发过相关旅游警示,提醒中国游客在欧洲游玩时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携程旅游保险部门的统计,中国游客在欧洲被盗抢的几率最高。去年上半年欧洲游人数在出境游中占比不到10%,但是在行李、现金等盗抢事件保险案件中,欧洲区域占40%,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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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总经理家族式腐败 3名下属侵占公款千余万

原标题:把企业当“家业”总经理与家人下属一起贪

押送 押送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以下按当地俗称简称为“费县电厂”)位于山东省沂蒙山革命老区临沂市费县境内,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费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资组建,总装机容量7200MW,总资产48.24亿元,是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吃拿卡要 

电厂累计亏损8个多亿 

2003年8月,费县电厂筹建处成立,史佩珍担任总经理。他带领干部职工,在短短4年时间里,从筹建到运营,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全国同类电厂和机组发展的最高水平。作为该厂的“元老级”人物,史佩珍曾当选为山东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临沂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可谓名副其实。 

史佩珍是土生土长的沂蒙老区人,工作起来他有不要命的态度,曾让“史佩珍精神”名噪一时。一时间,费县电厂成为在全国国电系统以及在当地备受瞩目的“金凤凰”。对史佩珍提出的很多发展思路,当地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寄予厚望。然而,时间一年年过去,这看似繁荣的生产场景背后,却是企业的连年亏损和国有资产的不断流失。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费县电厂累计亏损8个多亿,对费县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促进作用。 

2011年年初,费县检察院接到一封神秘的举报信,举报人详细反映个别供煤商在给费县电厂供煤过程中存在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并举报费县电厂负责燃料采购的燃料公司经理朱效亭等人存在吃拿卡要、收受贿赂的情况。 

费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郑京华告诉记者,举报信针对的举报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电厂采购煤炭,在这个过程当中掺假制假。把一车好煤换成煤矸石,只在煤炭质量好的地方打上标记,这样在检测的时候,有标志的地方煤炭质量比较好,化验结果也是达标,但其他地方都是劣质的煤矸石。另一方面是装煤炭的车过完秤后不卸货,过完秤后转一圈再回来,把车牌换了重新过秤,这样一车煤能卖好几车的钱。再一个就是供应商给负责煤炭采购的人员大量行贿。举报中还提到,在电厂建设施工中,电厂要求施工方虚开大量的发票,在之后的调查中,还了解到甚至有钢筋企业给他多开了2000多万元的发票。 

费县检察院迅速组织召开线索研判会,对举报信中列举的详细数据展开全面剖析。 

缜密侦查 

“一言堂”催生“家族式腐败” 

据费县检察院检察长尹德新介绍,史佩珍作风非常的霸道,不论是在原材料的购进、建筑施工,甚至包括用人这方面都是“一言堂”,社会反响比较强烈。为此,检察官们根据既定方案,展开了缜密的初查。 

经过几个月的初查,检察官们掌握史佩珍涉嫌受贿的犯罪线索后,迅速向临沂市检察院汇报情况,临沂市检察院又给山东省检察院作出汇报。经过省检察院的批准,授权费县检察院承担整个案件的查办任务。 

根据案件特性,办案检察官围绕“两条主线”展开案件侦查工作:一条围绕史佩珍及其家族成员等关系密切的人开展,另一条则围绕举报信中提到的朱效亭等人开展。一张细密交织的大网开始布阵。“史佩珍是主犯,这个我们是确定的,但他周围能涉及多少人?我们不确定,所以说当时我们定的策略就是先抓捕史佩珍。”尹德新说。 

侦查工作在不断深入。可就在这时,史佩珍却敏锐地感到了异常,他选择了“人间蒸发”。费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贾洪鹏说:“从2011年下半年,从调查银行和房产开始,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史佩珍当时调到济南去了,找了很长时间,找不着他。我们在济南经十路国电大楼他上班的地方,在大楼门口蹲了好几天,又找到他家里,他不在登记的户籍地址住。” 

案件的进展陷入了僵局。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办案检察官后来发现了史佩珍下班回家的路线和家庭住址,第二天早上趁其吃完早餐,在楼下散步时秘密将其抓捕。检察官们立刻对他进行审讯。但是,常年身居高位,手握实权的史佩珍却拒不配合。如何尽快捕捉到他的特点、打破他的心理防线,是突破案件的关键所在。 

费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郑京华介绍说:“史佩珍案涉案人员多,他担心牵扯他这些亲属,心理负担比较重,我们及时抓住他心理脉搏,制定一个怎么去疏通他的思想,做通他的思想,让他彻底交代问题。史佩珍能够逐渐主动谈了,对他的处理能够好一些。”根据掌握的线索,检察官们初步查明,其果然在电厂内部伙同下属大肆贪贿。此外,其家人和朋友还利用史佩珍的权力,为其充当掮客,帮助他在工程承揽、拨付及结算工程款等方面收受贿赂,并从中牟利。 

在检察官强大的审讯攻势下,史佩珍渐渐交代了部分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本案还涉及他的二弟史佩振、四弟史佩升、妻子谢漫以及电厂的部分负责人。然而,此时史佩珍落网的消息早已在厂里不胫而走,相关人员全都跑了,失去了踪迹。检察官们的侦查工作再一次陷入困境。 

“他们这些人员当时也全都跑了,找不着了。通过审讯,我们了解史佩珍的妻子谢漫也涉及本案,很多贿赂都是通过她经手的,而且谢漫的受贿数量比较大,回济南对谢漫进行抓捕。”费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贾洪鹏介绍说。“知道他妻子谢漫在省里上班。我跟着俺科两个年轻的,去了她单位门口,知道她的轿车是‘小马六’,然后跟踪她,跟了一个多星期。调查清楚了谢漫的住处。但是这时候她就警觉了,她就不出来了。” 

当检察官敲响谢漫家大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谢漫在屋里歇斯底里的叫喊:“你们不是来退物品的,你们是来逮我的,我不开门。”按照常规犯罪嫌疑人要是拒绝开门,办案人员可以强行打开门锁。但是谢漫威胁办案人员,如果打开门,她就跳楼。出于安全的考虑,办案人员没有对她进行采取强行开门的措施,就在楼下蹲守。 

他们一边蹲点守候,一边对谢漫展开了说服教育攻势。但是,谢漫一方面以跳楼威胁检察官,拒不开门接受调查,另一方面,却悄悄为逃跑做着精心准备。当天午后,谢漫化妆成给居民送大桶水的,扛着水桶戴着帽子试图逃跑。后来检察官们上高速查卡口,发现是一个男的开车拉她跑的,去菏泽了。检察官们通过调查发现她在菏泽一个11层楼上居住,守了两天,终于有一天,她到商城去购买物品,办案人员就在超市门口成功将其抓捕。 

成功抓捕后,很快,史佩珍的弟弟等相关涉案人员也相继落网。据调查,史佩珍的亲弟弟史佩振原是临沂市某企业的病退职工,自从哥哥当了费县电厂的总经理,他成了某些大公司争相巴结的对象,经常被宴请。不仅如此,还多次收受贿赂,为供应有关设备和及时支付工程款提供帮助。 

手握“摇钱树” 

仨下属侵占挪用公款达千余万 

在以史佩珍和他家属朋友为突破口的办案主线中,一个被频繁提起的名字引起了检察官们的注意。他就是史佩珍银行账户的主要负责人、费县电厂财务部经理马向华。作为企业财务一把手,马向华一向低调谨慎,很受史佩珍的重视和信任。他不仅掌管着公司的全部账务,还手握史佩珍的“小账本”。 

费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科科长林清富告诉记者:“作为财务经理的马向华听说史佩珍到案了,就把车一放,不上班,回老家了。因为他是单位的财务经理,他自己身上有问题,他知道史佩珍出事肯定要找他,这个账外账是他管的。”作为一个经验老到的财务经理,马向华迅速销毁了所有的财务资料,妄想以此逃避罪责。一个夜里,他亲眼看着手中最后一份资料渐渐燃尽,然后迅速收拾现场,携带行李逃之夭夭,但最终还是落入法网。 

经查,2004年12月至2009年,马向华利用担任财务部副主任、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购物卡等折合人民币共计42.16万元。此外,马向华还利用担任国电费县电厂财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私自挪用其保管的公司资金人民币1342万余元、美元1.9万元。 

随后,国电费县电厂的副总经理、史佩珍的得力助手惠义占也终于落网。经查,2004年2月至2009年12月,惠义占利用担任国电费县电厂计划部副主任、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购物卡、电脑等折合人民币共计102.75万元,并将350万元公司退款据为己有。 

而另一边,以朱效亭等负责燃料采购、抽样、检验人员为主的侦查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电煤是上述人员涉腐的主要介质。费县电厂燃料公司是负责原煤采购的关键环节,要想向电厂销售煤炭,谁也离不开这一关。费县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三科科长李洪伟介绍,煤炭比较特殊,和商品不太一样,普通的商品按重量或者什么,它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而它是含热量多少。热电公司权力非常大,它的支出占整个电厂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支出很少,主要支出是煤。 

手握重权的朱效亭负责电厂的购煤、运煤、取样、化验、煤款、运费结算等等,也因此成了众多煤炭商公关的主要对象和“摇钱树”。煤炭经销商们“各显神通”,想尽各种办法接近朱效亭,希望能与他搞好关系。 

这其中,来自济宁一家货物运输公司的负责人朱思臣可谓“技高一筹”。从2008年起,朱思臣就通过熟人关系结识了朱效亭。为达到向电厂运煤的目的,朱思臣多次向朱效亭行贿。据法院认定,朱思臣送给朱效亭的现金、购物卡、贵重物品等所谓“好处费”累计人民币30多万元。 

整改预防 

向电厂发出检察建议 

随着主要涉案人物的相继落网和反贪干警的严密侦查,费县电厂窝串案的整个脉络逐步浮出水面。案件侦查终结后,被移送到费县检察院公诉部门。 

2013年12月12日,费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贪污、故意销毁会计凭证、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史佩珍有期徒刑十八年零六个月。史佩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直到此时,他仍然存在侥幸心理:自己是电厂的大功臣,如果上诉,是不是还有机会翻盘呢?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4年10月,临沂市中级法院二审对史佩珍等人的罪名予以认定,最终以受贿、贪污、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滥用职权罪等判处史佩珍有期徒刑十七年零六个月;以受贿、挪用公款、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原财务部主任马向华有期徒刑十四年;以受贿、挪用公款、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原副总经理惠义占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 

在这起案件中锒铛入狱的,正处级1人,副处级2人,正科级7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沸沸扬扬的费县电厂贪腐窝串案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检察官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针对办案发现的问题,费县检察院在职务犯罪预防方面向电厂发出了检察建议。 

随后,电厂建立了一个技术防范机制,比如在燃料管理进行了智能化建设,就是煤从进厂到上炉子中间这一段,人工几乎是不参与的。原来人工可以参与,现在人说了不算,是设备说了算,并且都可以追溯的。 

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吴鹏飞表示,检察机关要自觉保持检察工作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坚决有力服务和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要牢牢把握惩治和预防经济领域职务犯罪的重要职责,坚决查办和积极预防破坏全省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影响改革举措落实、危害政府投资和国有资产安全的职务犯罪,为经济发展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费县国电贪腐窝串案的查办,正是检察官们对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忠实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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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售电视剧:电视台腐败频发 多部热播剧受牵涉

原标题:贿售电视剧:电视台腐败频发、多部热播剧受牵涉

虽然一些电视台看上去有较为完善的采购机制,但利用电视剧采购的多种评判维度这一弹性空间,极易形成权钱交易,在审片、决策、回款等各个环节进行寻租。

《财经》记者 鲁伟/文  李恩树/编辑

5月4日,山东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王英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成为广电系统最新落马的官员。

中共十八大以来,广电系统有数十人落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涉电视剧购销腐败。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广电系统的腐败往往发生在电视剧购销、工程建设、广告投放三个领域,其中电视剧购销领域是腐败重灾区。

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涉电视剧购销腐败的广电官员有11人。包括安徽台原台长张苏洲、辽宁台原台长史联文、江苏台节目采购部原主任张彦等。

虽然一些电视台看上去都有较为完善的采购机制,但利用电视剧采购的多种评判维度这一弹性空间,极易形成权钱交易,在审片、决策、回款等各个环节进行寻租,这种“桌下交易”已成为业内通行潜规则。

四级审片仍旧失灵

《爱情公寓》《乡村爱情》《春光灿烂猪八戒》等热播电视剧,都出现在广电官员贪腐案件之中。

这些剧集之所以牵涉官员贿案,是因为其制作方与电视台采购方“有染”,在电视剧购销环节发生权钱交易。

各电视台采购电视剧的流程不一,但大体都分为审片、决策、执行(回款)三步。审片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电视台一般会成立专门的审片委员会,由台里采购部和一些外脑构成。

审片时除符合电视台定位外,还会考虑意识形态、广告招商、受众群体等其他评判维度。掌握审片权的电视台采购部门是其中的权力部门。

一位常年活跃于电视圈的业内人士介绍,电视剧的评判标准无法精准量化,存在很大的主观弹性,这导致具有荐片权的采购部主任,成为寻租的重点对象。

48岁的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卫视频道节目采购部原副主任江红,先后担任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节目采购部节目主管、电视节目采购部地面频道采编二室高级采购主管、卫视频道节目采购部副主任兼采购科科长、卫视频道总编室副主任兼采购部主任等职。

在采购口任职的十年,江红几乎每年都在收受贿赂,十年间共计受贿29笔,最小的一笔受贿额是5万元,最多的一笔受贿额65.8万元,共计受贿846.969万元。

牵涉江红案的公司多达30家,多家知名公司涉及其中,包括A股上市公司华谊兄弟(300027.SZ)的前身华谊兄弟传媒有限公司、长城影视(002071.SZ)的前身长城影视有限公司、新文化(300336.SZ)、A股上市公司中南文化(002445.SZ)的子公司大唐辉煌、鹿港文化(601599.SH)的子公司浙江天意、华策影视(300133.SZ)的孙公司上海剧酷、东方明珠(600637.SH)的关联公司北京佳桐、新三板上市公司光彩传媒(834842.OC)的前身北京光彩世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及IPO终止审查的千乘影视。

一位来自江苏的业内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江红案与新文化的单位行贿案有关。新文化原制片人、副总经理张慧玲涉嫌单位行贿罪一案,已于2016年底被有关部门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张慧玲在担任新文化制片人、副总经理期间,曾向江红行贿,为该单位在销售电视剧的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新文化除涉嫌向江红行贿外,还涉嫌行贿江苏台节目采购部原主任张彦、南京台原副台长陆群、南京台影视剧部原主任于勇。

据《财经》记者了解,江苏台节目采购部原主任石卫平也曾因受贿被查。江红、张彦、陆群、于勇、石卫平,共同的特点是,均为电视台采购部的“红人”。

江红案卷入的行贿人数量之多、牵涉的热门电视剧之广,刷新了广电官员贪腐纪录。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节目采购部原主任助理杨金平曾撰文介绍,江苏台电视剧采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实行四级审片制,即采购人员初审、审片组审片、分管主任复审、主任审看。另外还有送频道或者召开观众审片会议复审。

但腐败窝案表明,四级审批制仍旧失灵。

任一审批环节都有寻租可能,比如“初审”。辽宁电视台节目购销中心原主任李宏负责购买拥有该台播映权的电视剧剧目筛选和初审工作,审查通过后,方可提交辽台电视剧审查小组审看。短短数年间,李宏收受12家影视制作公司共计231.75万元贿赂。

翻阅司法材料可知,一些影视制作公司在将电视剧卖给电视台的过程中,行贿李宏这类采购部主任是首要目标。

台长和采购主任往往“双落”

搞定电视台采购部负责人,电视剧片方并不一定能顺利交易,还要过“决策”关。

电视台一般都由采购部(或总编室、或购销中心)负责电视剧采购,部门主任在电视剧采购过程中有承上启下的中间作用,但在采购中具有绝对话语权的电视台长更是需要“被打点”的关键人物。台长和采购部门主任一起落马,较为常见。

例如,辽宁台原台长史联文与辽宁台节目购销中心原主任李宏,双双卷入电视剧购销腐败案中。

2014年7月21日,史联文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刊登一篇题为《深谙影视业“潜规则”的电视台长》的文章,对史联文利用手中的购剧权牟利详细描述。

文章披露,辽宁台节目购销中心推荐一部电视剧,虽然审片组大多数人审看后提出不同意见,但在史联文的“授意”下,中心仍然以每集60万元购买;还有一次,在没有听取审查小组意见情况下,节目购销中心花费4128万元购置了5部电视剧。其中一部古装剧还因为收视不达标等原因,在电视台仅播出3集就停播了;此外,辽宁台还以首轮黄金档每集35万元购买一部电视剧,而该剧同时期出售给其他卫视的价格仅为每集2万元。

辽宁台的电视剧采购规章制度是比较健全的,包括《电视剧采购制度》、《影视剧审批小组工作制度》等。但如史联文在《忏悔书》中所述,只要有了他的“授意”,下边就得执行,不可能按规章制度办事。

曾以热播电视剧在广电圈声名赫赫的安徽广播电视台(下称安徽台),也爆出腐败窝案。

苏州福纳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州福纳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小天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两次共给时任安徽台总编室主任肖融输送48万元。2011年底,范小天又去安徽台原副台长赵红梅办公室拜访,临走时,他把装有25万元现金的纸袋子递给赵,赵红梅推辞不要,来回推了好几次,范把装有25万元现金的袋子丢在赵红梅办公室就跑走了。

随后,苏州福纳公司向安徽台销售《春光灿烂猪八戒》《欢乐元帅》《唐朝浪漫英雄》等电视剧的过程中,以及支付电视剧购剧款中,赵、肖二人均提供了帮助。

上海克顿伙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克顿)原总裁吴涛的做法更进一步,他分别向安徽台原台长张苏洲及原副台长赵红梅、原总编室主任肖融三人共计行贿342万元人民币、4000美元。其中,十次送钱给张苏洲,一次送钱给赵红梅,六次送钱给肖融。上海克顿一度是安徽台最大的电视剧供货方。

吴涛称,从2004年开始,上海克顿公司与安徽台建立顾问业务,合作期间,每年安徽台从其公司购买两三部电视剧。

据新华网报道,安徽台2011年至2013年共采购电视剧327部,总价24亿元。为将如此巨量的电视剧在合同期内播完,该台卫视频道每天播出电视剧10集以上。即便如此,到2014年8月,还有21部总价值2.1亿元的电视剧来不及播,造成“烂库”。

回款话语权

熟悉电视剧购销的业内人士称,各个电视台付款流程不尽相同,一般是购片时付款40%左右,余款按月逐步支付片方,即使不拖欠余款,全部回款往往也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回款难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也给权力寻租带来了空间。

很多电视剧想卖给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还必须保证收视率,这导致电视台与制作方签署电视剧购买合同时,通常会附加一份“对赌协议”,即制作方在售剧时,必须向电视台做出收视率担保——该剧在播出时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制作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

否则,按照协议比例相应扣款。作为相对弱势的乙方,影视制作公司想要顺利拿到全部回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关报道见《财经》2017年第1期“收视率大面积造假,谁是幕后操控者?”)。

曾经担任电视台总编室主任长达11年的肖融,正是因为既在审片方面具备话语权,又在回款方面有一定权力,成为众多影视制作公司重点行贿的对象。

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岗位职责具体分管宣传管理部和节目外购部;围绕宣传和频道运作,负责财务审批工作,合理使用各项经费等。十多年里,肖融共收受19家公司贿赂,几乎都是因为希望得到其在电视剧购买及付款方面的帮助。

给肖融输送最多的是华策影视发行二部原总监余海晴。余海晴主要负责公司电视剧的发行,在工作中认识了肖融。2011年10月份左右,余海晴在合肥办事,约肖融到其住的合肥市万达威斯汀酒店房间,二人先聊了电视剧方面的话题,临走时其把事先装有40万元现金的一个行李包送给肖融,肖推辞一番后收下。

2012年4月至5月后,余海晴在合肥市出差,为了感谢肖融这些年对该公司的关照,临走时把事先装好80万元现金的一个行李箱送给他。

余海晴称,给肖融送钱一是为公司能够长期与安徽台建立业务关系,二是希望电视台在拨付购剧款时,能够得到肖融的帮助。

2013年,北京华录百纳公司总经理助理到安徽台催要《锁梦楼》、《战雷》两部电视剧的欠款,肖融收受其5万元现金和一根金条。很快,安徽台支付了该公司900多万元欠款。

前述熟悉电视剧购销的业内人士介绍,虽然每一笔金额的支出都需要电视台财务部的审核,但实际上财务部并不会干涉具体的采购业务,肖融等总编室主任在付款方面极具话语权。

“将电视剧卖出去很重要,顺利拿到回款更重要,很多腐败案表明,一些影视公司需要通过行贿才能拿到回款。”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曾在2014年第13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产业发展论坛上透露,能够执行合同及时付款的电视台,全国加起来不到6家,大多数电视台顶多回款50%,其余尾款差不多得拖到两年以后才能付清。

寄望新购销体系

江苏曾派出影视产品采购专题调研组,对全省影视剧购销工作进行调研,总结了影视剧采购中容易发生的违纪违法现象:一是回扣(也称返点),二是变相领取劳务费,三是变相“入股分红”,四是收受高档礼品,五是变相消费型回扣,六是接受宴请。

知名编剧汪海林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一般而言,影视制作公司销售额的15%用于宣发和发行,又称宣发费,其中,给采购人员的钱一般是5%-8%。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行规”。

吴涛案中,上海克顿原财务总监林某证实公司在电视剧发行过程中有一笔宣发费用,统称为业务费,大约占电视台购剧总金额的8%。这笔“神秘”的业务费,不直接支付给六个子公司,而是通过剧组、工作室等直接打给相关人员,最后子公司再拿发票来报账即可。

很多影视制作公司都会有上述类似的“业务费”,虽然名目不同,但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差旅、宣传推广等,当然也包括维护与电视台的关系。

在行贿肖融案中,上海东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那彤的证词显示,该公司曾授权总经理在日常运营、宣传发行过程中,按照电视节目制作、销售金额不超过2%的比例(约200万元)自行调度支配相关费用。上述款项支配均属职务行为,无需向董事会报告,且不在公司财务报表中单独体现。

范小天给肖融的48万元,出自苏州福纳公司在拍戏过程中各剧组的“备用金”。范小天每次用钱都找剧组财务人员要,且不打条子。

2015年中国电视剧生产总部数为395部,集数为1.65万集。这与2012年至2014年的年均生产量大致相当。然而,每年能够真正播出的电视剧只有8000集左右,这意味着,每年几乎有近一半的电视剧被束之高阁。

电视剧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造成制作公司必须千方百计将剧卖给电视台。

“现在电视台很多腐败,都是因为在电视剧购销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5月15日,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电视剧处处长薛超告诉《财经》记者,安徽今年3月出台了《安徽省电视剧购销工作指导意见》(下称《电视剧购销意见》),以应对以上问题。

《电视剧购销意见》试图在安徽台电视剧购销腐败窝案之后,构筑三道“防火墙”——建立电视剧购销职责分离制度,购销、评价、验收、财务等业务部门独立,不能相互融合、交叉实施;电视剧购销岗位实行双人双岗、定期轮岗,购销人员和评价人员实行同业规避制度;纪检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电视剧购销工作,内部审计部门要每半年对电视剧购销整体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提交审计报告。

在前述安徽台电视剧购销腐败窝案中,从原台长张苏洲到原分管副台长赵红梅,再到总编室原主任肖融等人在电视剧采购一条线“从上到下”几乎全员受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购片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电视剧购销意见》的核心思路是“分权”。

国家相关部门也有所行动。2016年通报巡视整改工作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称,对利用影视节目出版制播等决策权、定价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要全面核查。

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电视剧产业存在着制作端的高度市场化和播出端的体制保守化现象,相较于欧美国家电视剧产业中公开透明的项目招投标方式,电视节目采购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私密、小圈子运作的状态。建立更加公开、透明和规范的电视节目版权交易新体系,是业界期待的举动。

(本文首刊于2017年5月2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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